许多人提到长城时，首先会想到它的隔离与防御作用。但实际上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长城承载的更多是交流。长城承载的交流，不仅有时间上的交流，还包括空间上的交流以及人的交流。
图一 河北、山西历代长城分布图(天大)
山西、河北现存的长城，其修筑历史上迄春秋战国，下至明代（图二），绵延两干多年。
图二 大同镇空心敌台（山西大同左云县镇宁楼）
后修的长城中，有一部分是利用前代长城的基础增建的——比如山西的东魏、北齐长城（图三）。
图三 山西浑源县北齐长城
两朝的北部边疆地区范围基本一致，面临的威胁相同，后朝利用前朝的长城加以增筑无疑是性价比最高的。这是不同朝代间关于长城进行的最简单的“交流”。
当然，后来者与先行者之间，并非只有浅显的直接沿用，还有更深层次的继承和发扬。这一点金朝和明朝是最典型的。金朝为防御强大的蒙古骑兵，在北部边境地区修建有特殊形态的长城——金界壕（图四）。对比秦汉、北朝长城发现，金界壕已不再是当年的“战略型长城”,而是“战术型长城”——金界壕主要由壕堑、墙体、马面、边堡构成了有一定防御纵深的带状防线。
图四 内蒙古赤峰金界壕（乌拉苏太边堡）
图四 内蒙古赤峰金界壕（乌拉苏太段）
图四 内蒙古赤峰金界壕（乌拉苏太段）密集的马面
图四 内蒙古赤峰金界壕（乌拉苏太段关口）
这些防御建筑种类和彼此间的布局为明长城（图五）所继承，并在此基础上修建空心敌台（图六），将长城防御体系的战术性发挥到了极致。
图五 山西大同镇羌堡明长城
图六 河北涞源明长城唐子沟-天桥（十四连珠）
空间上的交流所跨越的地域距离，则有远有近。在山西、河北的明长城间行走，可以直观看到，明代边防与海防的交流、长城沿线各军镇之间的交流。“南倭北虏”问题始终困扰着明朝，我们考察在长城任职的军政大员们的履历可以发现，很多著名儒将如翁万达（图七）、武官戚继光（图八），往往出身于东南海防一线。他们在海防建功立业后，调赴边防任职，就会把海防的成功经验——一些特殊的长城防御模式和建筑带到边防。
图七 翁万达 画像
图八 戚继光 连达画
我们现在看到的明代中后期的长城，例如山西偏关、河曲沿黄河一线修筑的长城，其功能以防御黄河渡口为主（图九）。
图九 山西河曲石城关
图九 山西河曲石城关与黄河和长城的关系
从防御核心、布防模式等方面来看，与东南沿海防御港口的模式高度一致。再如，隆庆三年(1569年)，在东南沿海抗倭战场上战功卓著的戚继光奉命北上，主镇蓟镇，上任之后便将他在海防前线的成功经验——空心敌台（图十 浙江桃渚城空心敌台），引进到了边防一线，并再次获得巨大成功。
图十 浙江桃渚城空心敌台
图十 浙江桃渚城全景
由此，空心敌台遍布长城全线，成为明长城的标志性建筑（图十一 蓟镇、昌镇、真保镇、大同镇、山西镇、延绥镇空心敌台）。
图十一 蓟镇空心敌台（北京密云五座楼）
图十一 真保镇空心敌台（山西大同灵丘牛帮口 茨字十八号台）
图十一 延绥镇空心敌台（陕西榆林府谷县）
在长城上我们能看到的交流印痕，甚至跨越了大洋。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，正德、嘉靖朝时期，明廷便与西方有过军事上的交锋，由此，西方的先进火器——佛郎机（图十二 延庆博物馆藏嘉靖佛郎机）传入中国，并迅速普及到长城全线。
图十二 延庆博物馆藏嘉靖佛郎机
明朝后期，中西交流继续深化，除了火器铸造，城防理论、筑城理论也传入中国，并在长城上付诸实践。例如，山西河曲县城西北角角台（图十三 山西河曲营城西北角角台）并非是中国传统角台样式，而是呈五边形，与欧洲的棱堡类似。
图十三 山西河曲营城西北角角台
长城所承载的人的交流，发生在历史上的不同民族之间。修筑长城并非汉族独有，除了前面提到的女真人所建的金界壕外，在山西、河北境内，还有北齐长城遗存。北齐王朝的国祚虽然只有短短的28年，但它所修长城的长度，却是汉以后、金以前最长的。北齐的统治者是来自草原的鲜卑人，他们接受并学习了中原汉文化，进而延续了对长城的修筑。
长城的修筑，还带来了山河四省内部的人员交流。位于河北、北京境内的明代蓟镇、昌镇长城，由于春秋两季之时防御压力最大，为了解决本地主兵人数不足的问题，明廷从河北、河南、山东调集军队前来协防。这些远道而来的“客兵”,除了承担防御任务外，也承担了长城营建工作，并按照“物勒工名”制度，将自己参与修建长城的信息刻在了石碑上（图十四）。
图十四 北京市怀柔区万历七年山东右营壹百伍拾丈西界碑
图十四 北京市平谷区万历四十七年河南营修莺嘴头空心砖烽墩城工题名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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